在我国，可行的政策空间和演变路径受三大制度约束：农村集体所有制、城市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
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才离不开乡镇企业的发展，城市化才离不开“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


成书于2020年，主要内容是当前国内经济的宏观与微观局势及其来龙去脉、优势、不足，注重描述现实，注重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
当不可避免涉及“怎么办”的时候，则注重解释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



书中一些重要观点与信息

我国这种“混合经济”体系，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国企、事业单位、大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
在我国，想脱离政府来了解经济，是不可能的；

2001年的税改中，中央政府又拿走了所得税收入的60%，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
地方不得不另谋出路，寻找资金来源，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就此登场；

“土地财政”一旦嫁接了资本市场，加上了杠杆，就成了“土地金融”，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推动经济飞速扩张，也造就了地方政府越滚越多的债务，引发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经济增速一旦放缓，地价下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累积的债务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可能压垮融资平台甚至地方政府；

“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
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就新能源产业而言，补贴了虽然不见得会成功，但没有补贴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存在，也就谈不上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对补贴的依赖了；

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
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

理想的状况是达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均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
在2018年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只有44%，而美国这一比率将近70%，欧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

制造业的学习效应极强，是后发国家赶超的基石；

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要把更多资源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

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
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
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
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在我国，可行的政策空间和演变路径受三大制度约束：农村集体所有制、城市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
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才离不开乡镇企业的发展，城市化才离不开“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



上篇 微观机制

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我国规模超大，人口、面积、经济总量都与一个大洲的体量相当，各省份的规模也大都抵得上一个中型国家，且相互之间差异极大：
新疆的面积是海南的47倍；广东的人口是西藏的33倍，GDP总量是后者的62倍；北京的人均GDP是甘肃的5倍。


大多数地方部门都要同时接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
拿县教育局来说，既要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又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通常情况下，“条条”关系是业务关系，“块块”关系才是领导关系，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任免。

我国经济中有个现象：处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处）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 

我国政府上下级之间与各部门之间的事权，大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划分，主要依赖内部规章制度，也即各类文件。 

上级政府想做的事大概分两类，
一类比较具体，规则和流程相对明确，成果也比较容易衡量和评价。
另一类比较抽象和宽泛，比如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上级往往只有大致目标，需要下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资源去达成。
对于这两类事务，事权划分是不同的。

这种“混合经济”体系，不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政府和市场的简单分工模式，即政府负责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主导其他资源配置；
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而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国企、事业单位、大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
在我国，想脱离政府来了解经济，是不可能的。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分税制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也是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
改革扭转了“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 , 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

最后，2001年的税改中，中央政府又拿走了所得税收入的60%，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
地方不得不另谋出路，寻找资金来源，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就此登场。

所谓“土地财政”，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
其中大部分税收的税基是土地的价值而非面积，所以税收随着土地升值而猛增。

若把这些税收与土地转让收入加起来算作“土地财政”的总收入，
2018年“土地财政”收入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89%，是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

所以商住用地虽然面积上只占出让土地的一半，但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
因此“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



“土地财政”一旦嫁接了资本市场，加上了杠杆，就成了“土地金融”，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推动经济飞速扩张，也造就了地方政府越滚越多的债务，引发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
这类公司大都是国有独资企业，一般统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但市场一般认为，融资平台公司背后有政府的隐性担保。所谓“隐性”，是因为《担保法》规定政府不能为融资平台提供担保。
但其实政府不断为融资平台注入各类资产，市场自然认为这些公司不会破产，政府不会“见死不救”，所以风险很低。

经济增速一旦放缓，地价下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累积的债务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可能压垮融资平台甚至地方政府。


国开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性银行，2018年资产规模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约为世界银行的5倍。
2008年之前，国开行是城投公司最主要的贷款来源。
2008年“4万亿”财政金融刺激之后，各种商业银行包括“工农中建”四大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才开始大规模贷款给城投公司。

但大多数融资平台收入太少，就算是只还利息也要靠政府补贴。
2017年，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和安徽等六省市外，
其他省份的融资平台公司的平均收入，若扣除政府补贴，都无法覆盖债务利息支出。
但政府补贴的前提是政府有钱，这些钱主要来自和土地开发有关的各种收入。
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京东方后来又在合肥建设了8.5代（2014年投产）和10.5代生产线（2018年投产），
吸引了大量上下游厂商落地合肥，形成了产业集群，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产业的中心之一。 

“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
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大部分新兴制造业对自然条件要求不高，不会特别依赖先天自然资源，
而且我国基础设施发达，物流成本低，所以一些内陆的中心城市虽然没有沿海城市便利，但条件也不是差很多。
这些城市若能吸引一些行业龙头企业落户，就有可能带来一大片相关企业，
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占得一席之地，比如合肥的京东方和郑州的富士康等。

实际上，经过当年的行业洗牌之后，我国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为全球龙头，国内企业（包括其海外工厂）的产能占全球八成。
该产业的几乎全部关键环节，如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等，我国企业都居于主导地位。

2019年，我国开始逐步退出固定电价的补贴方式，实行市场竞价。
而由于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规模经济，光伏度电成本已经逼近燃煤电价，正在迈入平价上网时代。
2020年，海内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股价飞涨，反映了市场对光伏技术未来的乐观预期。

产业发展，无论政府是否介入，都没有必然的成功或失败。
就新能源产业而言，补贴了虽然不见得会成功，但没有补贴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存在，也就谈不上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对补贴的依赖了。



下篇 宏观现象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
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

城镇常住人口自1995年起加速上涨，城市化逐渐进入了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主要推手的阶段。
这种模式的关键是房价，所以城市化的矛盾焦点也是房价。

在21世纪初的房地产投机大潮中，旧金山的住房建设指标并没有增加，房价于是飙升。
再比如亚特兰大，住房建设指标能够灵活调整，因此虽然也有大量人口涌入，但房价一直比较稳定。

发达地区土地需求旺盛，地价大涨，本应增加用地指标，既满足需求也抑制地价。
但因为土地分配受制于行政边界，结果却是欠发达地区能以超低价格（甚至免费）大量供应土地。
这种“东边干旱，西边浇水”的模式需要改革。


理想的状况是达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均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

每年国家给重庆主城区下达的房地产开发指标约2万亩，“地票”制度每年又多供应了2万亩，相当于土地供给翻了一番，所以房价一直比较稳定。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为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对外贸易可能需要常年保持逆差，以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
但持续的逆差会累积债务，最终威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这个逻辑也被称为“特里芬悖论”。

大量资金的涌入增加了资金供给，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又降低了资金需求，
所以发达国家的长期实际利率（扣除物价因素）在过去40年间一直稳步下降，如今基本为零。


2018年，美国和德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5%和58%，但我国高达154%
原因之一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企业融资以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为主，股权融资占比很低。
2018年末，企业债务总额约140万亿元，但在境内的股票融资余额不过区区7万亿元。

2018年，我国房企总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5%，且大量债务来自“影子银行”或其他监管薄弱的渠道。

所以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固然离不开宽松的货币环境，
但也同样离不开信贷需求的扩张，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金融和房地产繁荣，此所谓“银根连着地根”。

总的来看，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
这些机制不是新问题，但债务负担在这十年间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这一机制已经无法持续拉动GDP增长。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过去20年，世界制造业中我国的占比从5%上升到28%，对应的是“七国集团”占比从62%下降到37%，而所有其他国家占比几乎没有变化 。
这背后不仅是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
面对剧烈调整，出现贸易冲突甚至贸易战，一点也不奇怪。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
在2018年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只有44%，而美国这一比率将近70%，欧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


可见制造业的学习效应极强，是后发国家赶超的基石。
久而久之，后发国家的制造业生产率就有机会与先进国家“趋同”。
那为什么经济整体却没有“趋同”呢？最关键的原因，
是很多国家无法组织和动员更多资源投入制造业，无法有效启动和持续推进工业化进程。

虽然【美国】制造业就业一直在下跌，但是从1970年到2013年，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3%左右。
人虽少了，但产出并没有减少，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表现。
机器替代了人工而已，并没什么特别之处。


在美国政坛和媒体中，这些年保守心态占了上风，对华技术高压政策可能会持续下去。
假如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最强的科创中心渐行渐远的话，对双方乃至全世界都会是很大的损失。

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要把更多资源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
改革的关键是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遏制其投资冲动，降低其生产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



第八章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做过美联储副主席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发明过一条“经济政策的墨菲定律”：
在经济学家理解最透、共识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
在经济学家理解最浅、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工业体系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分散，为改革开放之初各地的工业发展和竞争奠定了基础。
而导致这种分散分布的重要原因，是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

所谓“举国体制”也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罢，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中国特色。
今日的很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是落后国家，大多也经历过政府主导资源调配的阶段。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核心议题并不是良好的市场机制如何运行，而是如何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本书阐述的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
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
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在我国，可行的政策空间和演变路径受三大制度约束：农村集体所有制、城市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
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才离不开乡镇企业的发展，城市化才离不开“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
这些特殊的路径，我认为才是研究经济发展历程中最有意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