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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商业的50本书第30到35本     所属分类 read 浏览量 43
30   《旧制度与大革命》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
      如何攻陷内心的巴士底狱

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卡尔·马克思的同时代人。
在他们的动荡人生中,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既是他们亲历的当代史,也是他们学说的时代之锚。
当马克思在1848年起草《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托克维尔参与了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并一度出任内阁的外交部部长。

他一生写了两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1835)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

托克维尔在探讨的是一个正在生成中的现代“公民社会”的母命题:民主、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关注的主题,仍然与青年时代的自己并无不同:
民主、平等与自由,到底将以怎样的方式降临人间?

托克维尔首先充分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地位,
认为它是迄今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代表了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和真诚的年代”。
大革命的任务即便没有完成,但它已经导致了旧制度的倒塌。

他进而尖锐地分析,在法国,对自由的要求晚于对平等的要求,
而对自由的要求又首先消失,结果要求获得自由的法国人最终加强了行政机器并甘愿在一个主子下过平等的生活。

在大革命时期,人们一次次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独裁者,却迅速地建立起更为专制的政权。
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
然而大革命却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
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连这些制度的弊病本身也成了它的力量”。

托克维尔不无悲哀地写道:
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易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异。
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里,
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


托克维尔的分析并非凭空而论,就如同年轻时的自己,他查阅和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
除了非常娴熟的政治领域之外,在涉及经济制度的部分,他援引的原始资料,
包括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国有资产出售法令和三级会议记录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说是第一代制度经济学家。



31     “年代四部曲”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一位欧洲共产党员的历史书写

霍布斯鲍姆(1917—2012)的人生似乎是为“历史学家”量身定制的:
动荡、激情且长寿,缺一不可。


他先后完成了四部一脉相承的通识类史书: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他的“年代四部曲”,被公认为“英语作品中近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

在《革命的年代》中,霍氏描述了发生在法英两国的革命是如何酝酿、爆发和蔓延的,
最终为日后世界的转轨提供了激进民主政治的所有语汇和问题,以及经济大跃进的全部动能。
在这一激动人心的大图景中,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和日本,印度和埃及则是以被殖民和被改造物的面貌出现。

《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描述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世界历史。
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替代贵族和神权,成为文明社会的新主角,火车、汽船等新科技将场景从欧洲拉至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掌控资本与科技的胜利者,主宰了抱持传统的失败者。
大批农民远离沦为商品的土地,流向城市、工业,在无垠的环境里缓慢凝结其工人意识。

在“年代四部曲”中,字数最多,作者也自视最重的是最后一部——《极端的年代》,
霍布斯鲍姆在前言写道: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
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处其中。

他把19世纪称为“漫长的世纪”,而20世纪则是一个“短暂的世纪”
它分为陷入全面战争及其威胁的灾难30年、
两极冷战对峙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30年,
以及全球混乱无序的危机20年。
霍氏所谓的“极端”,即显现为大规模战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冷酷性,同时更包含着“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



32   《巨人》尼尔·弗格森
     发明了“中美国”概念的英国人

尼尔·弗格森的学术身份很难被定义,他是一个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政治评论家。
弗格森创造了一个新英语名词:Chimerica(中美国),这个词被《纽约时报》评为2009年的年度流行语。

弗格森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2005年,其后5年间,他密集地来了5次,其中最长的一次逗留了3周。
他去过上海、北京、重庆、长沙和合肥,最令人意外的是,他还专程去了一趟延安。

正是行走在尘土飞扬的中国大街上,弗格森说:“我突然意识到,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声。”

“中美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它蕴含着共生,
同时意味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它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

2012年,尼尔·弗格森的《文明》一书在中国出版,他在序言中设问:
中美之间是否会像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时期那样再度交恶?

这位在20多岁时总爱做“反历史假设”的历史学家说:“这点并非没有可能。”



33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弗朗西斯·福山
      一个走不出去的“福山困境”

1989年的夏天,这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发表,福山认为,
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出版于1992年,成为发行量最大的当代政治类作品之一,迄今常销不止。


福山保持了西方学者一贯的血脉正统  一切的叙述都从希腊开始。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欲望、理性和精神这三部分构成,
到了黑格尔,他又把“获得认可的欲望”提炼为驱动人类进程的基本动力,
进而指出,真正能使人满足的并不是丰富的物质,而是对其地位和尊严的认可


现代政治的所有道德逻辑,都建立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
到底怎样的政治安排能够让人们觉得受到了公平的对待和有尊严感。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抑或我们认定的邪恶组织,其凝聚人心的起点都是一样的。

在书中,福山表达了对未来世界格局的乐观预测:
随着冷战结束,主要大国集中在一种单一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上,
国际关系的“共同市场化”将出现,世界将会实现内在平衡。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他以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论述了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
作为一个日裔学者,他对亚洲的态度似乎更为复杂。

他认为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集中了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两者的优点,
他们既能够对其人民强行推行一种比较高度的社会纪律,
又能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以鼓励发明和应用最现代的技术。

34 《大国的兴衰》,保罗.肯尼迪

   一本将1500-2000年这500年间世界上大国的起起落落放在一起论述的巨著
   反思和总结了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
   提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进而揭示了大国兴衰的秘密:
   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
   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35   《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

      一本有趣的文明进化简史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1937—)是一位出生在波士顿的演化生物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
他经常去的地方是太平洋西部的新几内亚岛,那是地球上的第二大岛屿。
1972年,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叫耶利的土著朋友。

有一次,耶利问戴蒙德:
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这真是一个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的问题,年轻的戴蒙德被问得愣在了那里。
25年后,戴蒙德出版《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试图认真地回答耶利的这个问题。

戴蒙德的结论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戴蒙德的叙述从大约700万年前开始。
根据他的推演,地球上的各个部落在动植物驯化上的能力,决定了他们初始的文明程度。
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此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
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这本著作中的“病菌”,就是戴蒙德研究13000年人类演进史的一个独特的角度,这也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

戴蒙德论证说,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
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 
过去战争的不少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
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病菌的军队。

1492年,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印第安人有2000万之众,并形成了发达的文明,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里,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是枪炮的屠杀造成了这个惨烈的结果吗?戴蒙德的结论是否定的。
主要的杀手,居然是哥伦布们从旧大陆带去的病菌。
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的抵抗能力。

在这本有趣的文明进化简史中,戴蒙德还用不少的笔墨讨论了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话题:
为什么是欧洲人完成了现代化的扩张,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
这便又引发了一个耶利式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1500年之后突然丧失了发明的智慧?

在“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的这个问题上,戴蒙德提出了“最优分裂原则”。

他认为,欧洲在近现代的崛起,正得益于它的长期分裂。
这种分裂促成了思想的多元化、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推动各国竞争。
正是这种“分裂”孕育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

而中国,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原因,它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超稳定结构,
并在明清时代,形成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成熟的高度专制政体,
“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需的多数条件”。
与欧洲和中国相比,印度是另外一个极端,它在地理和语言上,比欧洲更为分裂。

戴蒙德的“最优分裂原则”便是
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
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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